時間：2023-02-05 23:21:32
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安徽省總工會生活部：
茲轉去銅官山有色金屬公司工會函一件。關于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的學生被分配到企業工作后，有無試用期和如何享受勞動保險待遇的問題，經與勞動部工資局、勞動調配局研究后認為：上述學生凡由國家統一分配到企業工作的，在見習期間，應作為正式工作人員看待。他們的勞動保險待遇應與一般工人、職員同，不能按試用人員、臨時工的待遇處理。至于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第九章規定中的“試用人員”，是指企業通過勞動部門從社會上招收錄用人員時，定有試用期的人員而言的。
請答復他們。
買斷工齡是指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一些國有企業在改革過程中安置富余人員的一種辦法，即參照員工在企業的工作年限、工資水平、工作崗位等條件，結合企業的實際情況。經企業與員工雙方協商，報有關部門批準，由企業一次性支付給員工一定數額的貨幣，從而解除企業和富余員工之間的勞動關系，把員工推向社會的一種形式。按照目前國家相關法律規定,“買斷工齡”是國家政策法規明令禁止的，如果仍有企業在通過“買斷工齡”的形式與員工解除勞動關系，說明這個企業沒有依法為其員工繳納社保，員工可以依法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勞動仲裁，行政主管部門也應當依法對企業進行制止和制裁。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第三十八條規定：一般工齡系指工人職員以工資收入為生活資料之全部或主要來源的工作時間而言。計算一般工齡時，應包括本企業工齡在內。
（來源：文章屋網 ）
關鍵詞：一至四級工傷 職工待遇 銜接 設想
關于一至四級工傷職工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后享受的待遇問題，一直困擾著從事工傷保險工作的實踐者，而更令理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始終不能統一的觀點就是一至四級工傷職工在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前是否繼續繳納養老保險費的問題。因為這都涉及到了一至四級工傷職工在法定退休年齡前后的待遇銜接，關系到了這類人群的社會保險權益，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生活保障水平。因此，有必要對這個問題進行探討和研究，以達成共識。
一、一至四級工傷職工待遇銜接問題的提出
我國的工傷保險制度始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其標志是1951年2月原國家政務院頒布的《勞動保險條例》。這部法規主要包括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等內容，初步形成了我國社會保險的制度體系。1953年1月，國務院對該條例進行了修訂，同年1月，原勞動部制定出臺了《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對工傷保險等問題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其中，對因工負傷確定為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職工，由勞動保險基金項下按月支付給職工因工殘廢撫恤費，具體標準為：完全喪失勞動能力不能工作而退職后，飲食起居需人扶助者，其因工殘廢撫恤費的數額為本人工資75%，付到死亡時止；完全喪失勞動能力不能工作而退職后，飲食起居不需人扶助者，其因工殘廢撫恤費的數額為本人工資65%，付至恢復勞動能力或死亡時止，恢復勞動能力后由企業行政方面或資方給予適當工作。這種規定基本上構成了對因工負傷被確定為完全喪失勞動能力職工的制度框架，在以后相當長的時間內起著積極的作用。
1978年5月，《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國發[1978]104號）將因工致殘且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職工納入退休范圍，并提高了相應的待遇，同時增加了護理待遇。主要是：因工致殘，由醫院證明，并經勞動鑒定委員會確認，完全喪失勞動能力，飲食起居需要人扶助的，按本人標準工資的90%發給退休費，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發給一定數額的護理費，標準一般不得超過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飲食起居不需要人扶助的，按本人標準工資的80%發給退休費。《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與《勞動保險條例》相比，不僅提高了完全喪失勞動能力職工的待遇水平、確立了勞動能力的確認程序，更重要的是明確了完全喪失勞動能力職工納入退休范圍這一制度設計。
1996年8月，原勞動部《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勞部發[1996]266號），確立了工傷保險社會統籌制度，并在全國逐步推開。職工因工致殘被鑒定為一級至四級的，應當退出生產、工作崗位，終止與企業的勞動關系，發給工傷傷殘撫恤證件，并按月享受75%-90%的傷殘撫恤金。第一次明確了一至四級工傷職工退出生產工作崗位后，按傷殘級別享受傷殘待遇的規定。
2003年4月，國務院頒布了《工傷保險條例》（國務院令第375號），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條例》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工傷保險制度改革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2010年10月，《社會保險法》頒布。2010年12月，國務院公布《國務院關于修改〈工傷保險條例〉的決定》（國務院令第568號，下稱《條例》），對工傷保險的相關制度進行了修改完善。對于一級至四級的工傷職工，保留勞動關系，退出工作崗位，按月享受75%-90%的傷殘津貼。工傷職工達到退休年齡并辦理退休手續后，停發傷殘津貼，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基本養老保險待遇低于傷殘津貼的，由工傷保險基金補足差額。
從工傷保險的發展歷史看，工傷職工被鑒定為一級至四級后，其享受的待遇的稱謂和方式都發生了變化，從1951年的退職享受殘廢撫恤費、1978年的退休享受退休費、1996年的退出工作崗位終止勞動關系享受傷殘撫恤金到2003年的保留勞動關系享受傷殘津貼。從立法技術和邏輯上講，2003年的《條例》不僅享受待遇的概念科學，用語精確，而且制度體系更加嚴密，但把一級至四級工傷職工享受的待遇分為退休前和退休后，卻沒有對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前后的傷殘津貼、養老保險待遇銜接問題作出制度設計，以致成為工作實踐中的難題。
二、一至四級工傷職工是否應該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爭議
《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職工因工致殘被鑒定為一級至四級傷殘的，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個人以傷殘津貼為基數，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但對一至四級工傷職工是否應該繳納養老保險費并沒有規定。因此，在《條例》頒布后，對一至四級工傷職工是否應該繳納養老保險費一直存在爭議，實踐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各地也有著不同的地方性規定。
一種觀點認為，一至四級工傷職工應該繳納養老保險費。如，北京市2007年規定：由用人單位和工傷職工以傷殘津貼為基數繳納養老保險費直至退休年齡，2007年4月1日前中斷繳納的，按照歷年傷殘津貼基數予以補繳。又如，浙江省規定：2004年1月1日以后被鑒定為一級至四級傷殘的工傷職工在勞動關系存續期間，未繼續參保繳費的，應從2008年1月1日起繼續按規定參保繳費；退出工作崗位至2007年12月期間可以視同養老保險繳費年限，但不補記養老保險個人賬戶。陜西省、貴州省也作出了一至四級工傷職工應當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的類似規定。這種地方性的規定，有其一定的法律依據。因為《條例》明確規定，一至四級工傷職工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后，辦理退休手續，享受養老保險待遇，其原享受的傷殘津貼高于養老保險待遇的，由工傷保險基金補足差額，既然辦理的是退休手續、享受的又是養老保險待遇，理應履行養老保險的繳費義務。
另一種觀點認為，一至四級工傷職工不應該繳納養老保險費。四川省規定：從《條例》中有關工傷職工繳納社會保險費內容上下文連貫性分析，一至四級工傷職工不繳納除基本醫療保險費以外的基本養老、失業、工傷、生育保險費是立法本意，各級勞動保障部門和社保機構必須按規定執行。又如，山西省規定：已經參加過養老保險且符合領取養老保險金條件的，按照《條例》的規定執行；不符合領取條件的，一次性返還給個人繳費部分，繼續領取傷殘津貼；沒有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達到退休年齡時，繼續享受工傷保險待遇。江蘇等地在實踐中也有不予繳納養老保險費的規定。持有這種觀點的地方認為，《條例》只規定了一至四級工傷職工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對養老、生育等其它社會保險費沒有規定，按照合法行政原則中“法律保留”的原則，不繳納養老保險費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
由此可見，對《條例》不同的理解，導致我國各地對一至四級工傷職工是否繳納養老保險費規定不一，達到退休年齡時其享受的待遇也有較大差異。更為緊迫的是，在2004年1月1日前基本不存在一至四級工傷職工享受待遇的銜接問題，但在2004年1月1日后，由于政策的模糊性導致各地執行標準不一，甚至大部分省市還在等待觀望，期待國家對該問題作出統一規范，致使相當部分的一至四級工傷職工至今仍按原標準享受待遇。
三、待遇銜接的法理分析和設想
一至四級工傷職工待遇的銜接問題，筆者在2006年《中國勞動》第12期發表過不應繳納養老保險費的觀點，可筆者更期望在2010年的《工傷保險條例》修改中加以明確，但事與愿違。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筆者經過多年的思考，作出了法理分析和設想。
1.《社會保險法》、《條例》的表述差異，使我們從迷茫中找到了政策支持。《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了一至四級工傷職工應該享受的工傷保險待遇和應該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的規定；《社會保險法》第四十條規定，“工傷職工符合領取基本養老保險條件的，停發傷殘津貼，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基本養老保險待遇低于傷殘津貼的，從工傷保險基金中補足差額。”《條例》與《社會保險法》對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和差額補足的規定表述是一致的，但也有細微的區分。一是《條例》第三十五條表述“一至四級工傷職工達到退休年齡并辦理退休手續后，停發傷殘津貼，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該規定不僅強調了達到法定退休年齡，而且還有辦理退休手續的構成要件；而《社會保險法》第四十條表述的是“工傷職工符合領取養老保險條件的，停發傷殘津貼，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該規定只強調了符合領取養老保險條件的要件，并沒有強調要辦理退休手續。這種表述區別表明，《社會保險法》與《條例》的規定相比，其“停發傷殘津貼，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范圍要大。二是《條例》第三十五條的適用范圍是“一至四級工傷職工”，《社會保險法》第四十條的適用范圍是“工傷職工”，這也表明《社會保險法》的范圍還包括五至六級的傷殘職工，因為按照《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五至六級的傷殘職工，經本人申請單位同意，也可由用人單位按月支付享受傷殘津貼，并應按規定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因此這種表述的差別，意味著一至四級工傷職工辦理退休手續后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范圍限制在了很小的空間，也就是說，《條例》第三十五條的規定范圍是特定的，正因為“特定”，才沒有規定該范圍的工傷職工繳納養老保險費。
2.繳納養老保險費沒有上位法支持。在刑法上，有“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的罪刑法定原則；在民法上，有“法無規定即自由”的民法原則；而在行政法上，則有“有法不可違”、“無法不可為”的行政法原則。而《社會保險法》、《條例》屬于行政法的范疇，應該按照行政法上合法行政的原則去要求。因此，在沒有上位法支持的情況下，行政機關不能為行政相對人設定義務，體現了對行政機關 “法未授權即禁止”的基本要求。既然《社會保險法》、《條例》都沒有關于一至四級職工繳納養老保險費的規定，那么在沒有法律法規授權的情況下，要求繳納養老保險費的規定和做法都是違法行為。
3.從養老保險的原始設計出發點看，也沒有政策支撐。養老保險費是以勞動者的工資或勞動所得的一定比例來繳納的，保證的是退休以后的基本生活；而一級至四級工傷職工享受的是傷殘津貼，并非勞動所得，用津貼來繳納養老保險費沒有政策支持。
4.從養老保險金替代率來看，到達退休時享受的津貼一般情況下要高于養老保險待遇，若讓一級至四級工傷職工繳納養老保險費不僅增加負擔，而且沒有客觀必要。養老金替代率是指勞動者退休時的養老金領取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它是衡量勞動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異的基本指標之一。2013年9月，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2》對城鎮基本養老保險替代率進行測算，數據顯示，養老金替代率2002年為72.9%、2005年為57.7%、2011年為50.3%。即：2002年、2005年、2011年勞動者退休時的養老金領取水平是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的72.9%、57.7%、50.3%。我們可以這樣假設，一個即將達到退休年齡正常繳納養老保險費的職工2011年受到了四級傷殘，其應享受的傷殘津貼為本人工資的75%，而辦理退休手續后，其應享受的養老保險金則為50%；而在實踐中，每次工傷保險待遇的調整幅度都要高于養老保險待遇的調整幅度。因此，如果該類職工繳納養老保險費，那么到達法定退休年齡時的傷殘津貼與其辦理退休手續后養老保險待遇的差額會隨著受傷年齡的降低而增大。從歷年養老金替代率的變化看，一至四級工傷職工繳納養老保險費是不合理的。
相反，如果一至四級工傷職工在保留勞動關系期間繳納養老保險費，那么會產生一些新問題很難解決，如：沒有參加過養老保險的職工達到退休年齡時如何享受養老保險待遇？養老保險費繳納累計沒有達到15年，其在一次性領取個人賬戶后，是否還需要繼續按照標準支付傷殘津貼？工傷保險基金補足差額如何操作，是一次性補足，還是分年度補足？真可謂“按下葫蘆浮起瓢”。因此，筆者對待遇銜接問題作了“一攬子”設想，建議在《條例》中增加以下兩款內容，以解決自《條例》頒布實施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
【關鍵詞】公共托育服務；政策；社會治理
現代職業制度使得許多家庭在育兒和工作中處于兩難境地。隨著全面二孩政策和全面延遲退休政策的實施，未來家庭對托育公共服務的需求會極大增長。構建完備的托育公共服務體系，幫助家庭平衡工作與育兒之間的矛盾，成為不容回避的社會議題。
一、公共托育服務的價值理念
兒童照顧及政策是最能幫助透視家庭和國家關系的重要窗口。20世紀中葉以來，一個世界性的趨勢是傳統由家庭承擔的兒童照顧責任逐漸釋放出來，或多或少邁向“去家庭化”的階段。
完備的托育公共服務是政府應盡和需要擔當的公共責任。對國家而言，家庭生育問題既是具有私屬性的個人事務，又是具有重要公共利益性的公共事務。明確政府在托育服務中的主導地位，是社會發展和轉型的客觀需求，也是提高社會治理能力的內在要求。
從這個意義上說，建立系統完善的支持家庭維系與發展的政策法律措施，讓許多原本下沉到家庭的責任，如兒童的托育照料等，由政府、社會和家庭共擔，幫助家庭減少育兒壓力，是提高人們生育意愿，實現我國人口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
二、我國公共托育政策的演變
兒童照顧已從傳統的家庭功能演化為一項需要公共調控的活動，并且如何提供照顧影響到一系列社會安排。
從建國初到90年代中期，國家發展托幼服務的基本路徑是以工作組織（單位）和生產組織（公社、生產隊）提供為主體，政府和互助組織提供為補充的投入模式。在1953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實施細則修正草案》中，將城市社會的托幼服務作為職工集體福利項目在勞動法規中確立下來。1955年國務院了《關于工礦、企業自辦中、小學和幼兒園的規定》，要求各工礦企業單獨或聯合創辦托幼機構，以解決本單位職工子女入托入園的需求，經費由各單位列入財政預算。1958年通過的《關于若干問題的決議》指出，“農村適應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創辦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兒所、幼兒園、敬老院等集體福利事業”。可見，在這一階段，我國基本形成了主要由工作組織和生產組織以集體福利形式提供托幼服務的格局。國家負擔了托幼服務的絕大部分成本費用。
1995年的《關于企業辦幼兒園的若干意見》中提出要“推進幼兒教育逐步走向社會化”“改革現行幼兒園收費制度”，確立了托幼服務由公共提供占主導向由公共和私人市場共同提供的發展原則。由國家直接或間接資助的托幼服務逐年減少，而私人市場提供的托幼服務呈逐年遞增的趨勢。2003年國務院下發《關于幼兒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未來5年要形成“以公辦幼兒園為骨干和示范，以社會力量興辦幼兒園為主體，公辦與民辦、正規與非正規教育相結合的發展格局”，更是加快了托育服務市場化發展的進程。在這一階段，盡管入園幼兒的數量在逐年遞增，但公共財政的投入水平持續穩定在相當低的水平。這些有限的財政經費主要投向公辦幼兒園（主要是教育部門主辦的幼兒園），其他類型的托幼機構幾乎沒有獲得公共財政的支持，完全依靠家長支付費用。
2010年國務院提出的《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指出“發展學前教育，必須堅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努力構建覆蓋城鄉、布局合理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保障適齡兒童接受基本的、有質量的學前教育；必須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并舉，落實各級政府責任，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大力發展公辦幼兒園，提供“廣覆蓋、保基本”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為此，托育服務再次向公共服務轉變的原則確立。《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了“基本普及學前教育”的發展目標，確立了政府在學前教育事業發展中的主導地位，確立了構建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的戰略思路。
三、公共托育服務的現實困境
以上海為例，據2015年上海市婦兒工委辦公室委托上海市學前教育研究所開展的“上海0～3歲兒童早教需求、服務指導狀況及監督狀況”的調查顯示，67.5%的0～3歲兒童家庭有入托需求。而上海市的托育服務資源基本集中在公辦幼兒園和民辦幼兒園，針對0～3歲兒童的入托服務、臨時托管服務等則是鳳毛麟角。不僅0～3歲兒童家庭，3～12歲兒童家庭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孩子放學時間和父母下班時間之間存在著空擋，使得放學后的兒童經常面臨無人照顧的情況，寒暑假則更是如此。2014年，市婦兒工委委托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開展的“十三五”時期上海兒童發展需求調查顯示，被調查兒童中30%以上遭遇過無人照顧的情況。
公共托育服務供不應求加劇了人們對于孩子“有人生無人養”的問題的擔憂，從而直接影響人們的生育意愿。
四、公共托育服務的政策建議
1.出臺有關公共托育服務的法律。
把社會治理納入法治軌道，應先出臺關于公共托育服務的相關法律，確立以教委為兒童公共托育服務的監管主體，明確其權利與義務。公共托育服務的質量要全面受到政府規范。盡快由地方政府牽頭，積極協調社會資源，以及公民參與審議，研制各地的托育機構管理規范和托育公共服務標準。
2.增加公共托育服務的可得性。
完善針對 0～3 歲兒童的托育公共服務，幫助有托育服務需求的家庭解決后顧之憂。學齡前兒童在家庭成員以外的受照顧形式，主要有托兒所、幼兒園的照顧、以及雇傭家庭保姆。可以增設社區化的、公設民營或公民共辦，以及企事業單位自辦等形式的托幼所，只要符合政府規定的標準，規范辦學。
豐富3～12歲兒童的公共托育服務的內容和形式。針對放學后無法立刻回家的兒童，在幼兒園和小學現有設施的基礎上，提供放學后的托悍務，并鼓勵學校針對這部分兒童開展形式多樣的課外活動。此外，除了全日制的托幼機構和學校，應當根據家庭的實際需求，提供形式多樣的臨時托管、寒暑假以及節假日托管等服務。發揮社區的力量，規范并鼓勵社區范圍內家庭式兒童托育服務，并鼓勵有條件的用人單位設立兒童托育設施。整合社會資源，鼓勵、引導社會力量有序參與公共托育服務，滿足家庭的不同層次的需求，政府相關部門予以監督規范。
3.加大公共托育服務的可負擔性。
從供給側來看，既要發揮好政府的主導作用，根據人口趨勢，合理布局公共托育資源，滿足家庭托育服務需求。也要發揮好社區作用，以及鼓勵各單位提供員工托育場所與服務。并且鼓勵公私部門發展信任的伙伴關系，例如公設民營。學齡前兒童照顧服務可以由政府出資、并在專業的管理體系監督之下，委托給非營利機構或地方性私營業者成為服務供給者。但是非營利機構必須將一定比例的收托對象，保留給低收入家庭的兒童，而且收費標準維持在政府監督與規定的合理范圍之內。總之，倚重市場機制來補充公共支出的不足、增加服務供給的多樣性、引進競爭原則以提升質量、保障以及增加服務的彈性，滿足家長的選擇權。
中央或地方政府可以根據兒童的不同年齡段，負擔一部分的托育費用，減輕或分擔家庭使用公共托育服務的支出負擔，如：對于三歲以下小孩的的家庭，可以采用育兒補助的方法，包括津貼給付、稅收減免、發放教育券及困難家庭的全免政策等。讓更多家庭可以就近享有便捷、平價、優質的托育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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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本文為2016年度上海工程技術大學工會研究課題“全面二孩政策下高校女教師權益保護研究”（2016GHYJ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