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寫作不僅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創造，它讓我們能夠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它們永久地定格在紙上。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12篇退訴訟費申請書，希望這些內容能成為您創作過程中的良師益友，陪伴您不斷探索和進步。

第1篇

關鍵詞：訴前調解；訴調對接；多遠糾紛解決

一、法院附設訴前調解的中國經驗

隨著社會發展與轉型所帶來的糾紛日益多元化，案多人少的窘境敲響著司法資源窘迫的警鐘，有限的司法資源、高昂的訴訟成本逐漸侵蝕著民眾對實質正義的過高期待，高上訴率、高上訪率亦如滾雪球般日益凸顯。以訴訟為主的糾紛解決機制正逐漸為多元化糾紛解決理念所淘汰，而"法院附設訴前調解"便是此創新轉型下的產物。其指當事人將糾紛交付法院后、立案前，由法院安排專門調解員進行調解，若調解成功，則當事人可請求法院予以司法確認；若調解不成，則進入訴訟審判程序進行解決的一種調解制度。

以上海為例，在收案數不斷上升的情況下，僅2011年一年上海全市法院"訴調對接中心"就成功調解案件68187件，占一審民事結案數的37.7%。[1]平均一起民商事案件審結的直接司法成本是585元，而通過訴前調解的成本僅為95元。[2]僅"排頭兵"上海浦東新區法院，自06年至今平均每年減免當事人訴訟費便已達百余萬元，平均糾紛處理周期只有7天，訴前一次調解成功率達到97%。[3]訴前調解機制不僅取得了良好的法律與社會效果，也有力的證明其創新的制度下所蘊含的發展潛力。但同時，由于推行時間較短、法律規范較少且較原則，目前這一機制的發展完善所依靠的主要還是各地自行探索與相互借鑒得來的實踐經驗，且由于實務操作的不盡相同，隨之產生的理論爭議與實踐沖突仍不容小覷。因此，在對法院附設訴前調解這一創新機制大力推廣的同時，筆者亦希望借由對現存主要爭議問題之辨析，探求維護此創新機制可持續發展的完善之路。

二、法院附設訴前調解的爭議與困境

（一）程序定位不明

對法院附設訴訟調解而言，顧名思義，"法院"前綴所表達出的其程序中由法院介入案件的篩選與引導，對調解員的調配與培訓，對調解協議的審查確認以及糾紛的后續處理等工作所呈現出的法院的主導性，都無不體現出其"司法性"的一面。但由于程序發生于立案之前亦即訴訟系屬之前，基于對"不告不理"原則的遵守，若簡單將其定性為司法調解，則在案件未被納入法院司法權力輻射范圍之內時，法院以任何司法形式介入糾紛解決過程，都是十分荒謬的。[4]同時，法院附設訴前調解雖屬法院主導，但法院通常卻只扮演著"篩選、引導、管理、調研"等統籌工作，為的是借助法院的權威性與公信力來更好地促進調解工作的更有效運行。由于實質的調解工作仍由法院委托調解機構或專職調解法官進行，司法權力對于調解協議的實質影響可謂微乎其微，這又似乎凸顯了其社會調解性質。因此，法院附設訴前調解雖于程序保障上擁有者司法調解的外觀，卻在實體糾紛解決的過程中更傾向于專業化的社會調解，造成了其于司法調解或社會調節都難以絕對立足的現狀，如何界定其程序定位亦是撲朔迷離。

（二）啟動程序混亂

《非訟銜接意見》[5]第14條規定"人民法院在收到狀或者口頭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可以依職權或者經當事人申請后，委派具有調解職能的組織進行調解。當事人不同意調解或者在商定、指定時間內不能達成調解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及時立案。"雖含"依職權"字樣，但結合下文所謂"當事人不同意調解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及時立案"，便顯而易見其初衷對于法院的訴前調解引導權而非強制訴前調解之權的肯定，是否啟動強制調解程序仍應以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為基礎。但于實務適用中，由于各地法院對法條解讀之著力點及理解程度的差異，將以上相關規定類推解釋為"肯定了法院可以依職權針對一些案件實行訴前調解，這可以說是強制性訴前調解（即訴訟的前置程序）的制度支持，由此擴大訴前調解程序的適用范圍。"[6]的意見絕非少數。部分法院、學者更是意在將效率性置于首要地位，鼓吹只要通過法院主導下相較民間調解更具專業與公正性的制度保障，達成調解協議的合意完全可以彌補啟動程序的合意缺失所帶來的正當性損失。而又因糾紛當事人依舊擁有在無法達成調解協議之時繼續啟動審判程序的權利，因此非但未侵犯訴權，反倒為當事人提供了更為廣泛的程序選擇。于此，本應承載著更好統一法院附設訴前調解程序啟動使命的法律法規，似乎非但未起到應有的規制作用，反倒介于其模棱兩可而引起又一波爭議與適用混亂。

（三）調審對接滯后

審前及審中調解由于早已系屬于訴訟程序，故調解不成時，案件即刻可轉回法院繼續審判。但法院附設訴前調解不成時，"當事人不同意調解或者在商定、指定時間內不能達成調解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及時立案。"由于其程序本身并未產生訴訟系屬的效果，僅此一句"法院應當及時立案"，對調解不成與立案程序的關系以及此結果對后續訴訟程序啟動效力的定位等一系列的問題似乎都無法給出滿意的答案。針對此困境，廣東東莞法院作為先鋒率先推行了"預立案"制度，力圖通過讓當事人簽署《訴前調解申請書》，并在系統上進行預立案登記，實現案件在法院審判管理系統上的先行登記，然后再進行訴前調解。乍看之下不僅既有助于監督案件的調處銜接情況，又可有效避免法院對自身移交出去的調解案件無所了解的被動局面，似乎解決了此銜接問題，亦得到多方學者與法院的擁護效仿。但細細琢磨之下，此類舉措主要解決的依舊乃方便案件移送、統計、操作方面的"形式銜接"問題，雖解決了法院實踐操作之虞，但就如何體現通過程序銜接所帶來的訴訟系屬保障，調解結果與審判程序的效力如何銜接等如此之"實質"程序保護，似乎還有待完善。

（四）調解效力存異

依照《非訟銜接意見》第20條所規定之司法確認程序，其既不違反法院附設訴前調解的非訴性質而得以兼顧司法權威之被動性，又可基于事后審查對于調解程序的合法合理性之有效保障而逾越訴與非訴之效力鴻溝，可謂效率與正義雙贏之舉。但實踐中，不僅存在"當事人共同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以書面形式或者口頭形式提出確認申請"之程序，法院卻更多推行著"只要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并向法院提出要求，即馬上辦理立案手續并制作和出具調解書"的方式，并已被普遍接受為一種正當的司法審查方式。[7]依照《法院調解規定》中"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自行達成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確認和解協議制作調解書。"與"經各方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關單位或個人對案件進行調解，達成調解協議后，人民法院應當予以確認。"法院出具調解書的一個重要前提乃為其訴訟系屬，此不僅意味著形式上的立案程序，而是自調解開始至結果的得出都隸屬與法院的訴訟系屬覆蓋之下，故上述制作調解書的做法首先于理論是否可自圓其說便有待探討。而實踐中若依《法院調解規定》，則法院不予確認的法定條件僅為四種，但適用《非訟銜接意見》則相應情形可擴大至七種，此適用困惑無疑也將為司法審查權的有效監督帶來可鉆之漏洞。是故，如若以問題無法解決，司法審查程序的良好初衷亦絕非可有效體現的。

三、法院附設訴前調解程序完善的價值選擇

（一）保持程序的相對獨立性

對于廣大民眾，法治的核心價值為何幾乎是一個毫無意義的空殼，其對法治的要求是最為現實的，即能夠公平、高效、經濟、圓滿的解決糾紛。無論將法院附設訴前調解定性為司法性質或社會性質，其偏重無疑皆意在表達對程序獨立性問題之不同側面的關注與思考，而之所以爭議不斷也是在于對不同性質定位下所可能帶來的對程序獨立性損害的擔憂。

繁重的案件壓力及有限的司法資源皆可能誘使法官"以判壓調"地促成當事人進行調解，而同一法官于訴前調解程序中所形成之先入為主的主觀臆斷也讓人難以期待后續程序的中立與正義。是故如何保持程序參與主體的相對獨立、確保調解主持者與審判法官之間的分離，才是解決其"司法調解"側面所隱含之司法權過分滲透弊端的首要著眼點。與此相對，"社會調解"的特點亦決定了為創造良好的協作氛圍以促進當事人早日達成合意，調解程序所對當事人自認、妥協甚至權利的放棄抱有之更為開放的態度，也于無形中為惡意串通或違背自身意愿的不利妥協打開了方便之門。因此也唯有嚴格隔離前后程序間的相互影響，才能有效避免當事人因唯恐曝露之證據及所作之妥協將在后續審判程序中于己不利而無法完全敞開心扉，從而真正保障當事人的權益并讓其真切體驗到程序正義所帶來的安全感。過分糾結于司法調解抑或社會調解的非黑即白之爭，無疑是將其從多遠糾紛解決機制的創新之路又繞回一元化老路的變相倒退，只有有效保持法院附設訴前調解程序之相對獨立性才似乎是兼顧正義與效率價值下的不二選擇。

（二）維護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

廣義的民事程序選擇權是指當事人在法律規定范圍內, 選擇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以及在糾紛解決過程中選擇程序及有關程序事項的權利。[8]于程序啟動而言，維護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亦是維護憲法所保障的訴權之體現。訴權不僅意味著法院必須接受符合條件當事人之訴訟請求而給予救濟，也體現在法院不得以司法權干預與排除當事人合法訴權之行使。是故如若法院擁有強制啟動訴前調解的權利，則任何以日后是否依舊可再行作為衡量訴權保障標準之言論，皆為無意義之詭辯。而正所謂"差一點的和解也勝過成功的訴訟"①，調解的終極目標本就絕非絕對的公平正義，而在于充分自愿基礎之上的矛盾調和。[9]即使法院窮盡權威，但其終究無法完全體現當事人的真實意思。相反實踐中出于效率價值或實用主義的考慮,過分強調法院的作用而忽視對當事人的程序保障，則無疑將在"訴訟井噴"現狀制約的當下，賦予更多法院為節約司法資源而推諉案件或嚴格限制當事人程序選擇權的權力擴張可能。一旦此缺口打開，"蝴蝶效應"下所可能為當事人帶來的損害終將不容小覷。是故于情于理，只有尊重并維護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方可為其程序的運行及調解結果的形成賦予堅強的正當性保障。

（三）規范與靈活兼顧的程序保障

調解與訴訟的最大區別，便在于其非嚴格的程序性要求。但其最大的優勢亦即其最大的劣勢，調解主持者雖無現實的強制權利可言，但其對當事人所可能造成的權威與心理上的強制仍可能左右調解結果的產生。且在雙方當事人占有資源與力量對比懸殊的現實糾紛中，一方恃強凌弱，一方退讓妥協，接受與其本意相違背的調解結果的擔憂也非空穴來風。單純強調程序之靈活性必然會多少忽略甚至犧牲嚴格程序規范所可輕易保障的程序正義，若非通過有效保障雙方合意來彌補程序規范缺失所帶來的妥協與犧牲，則其調解結果的正當性是令人堪憂的。法院附設訴前調解程序便基于此擔憂而寄希望于通過國家司法權力的介入，以更強的規范性，來保障其程序高效而兼具正義的運行。然亦如一些學者所憂，"如果要使其像訴訟那樣制度化或規范化，會使其失去原有魅力。"[10]如何維持訴與非訴的界限，在保持調解自身靈活性特點的同時，適度亦有效的予以規制，依舊有待考量。因此，唯有將規范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在增強訴前調解程序規范化的同時，明確我們所欲追求的程序規范與訴訟之嚴格程序規范的界限，給予糾紛雙方適當限度的正當程序保障，才能在促進當事人合意的更好表達的同時，借程序的公正權威來增加當事人對程序選擇的信任和安全感。唯有 "以規范促靈活"，留給糾紛雙方以自由溝通協商的空間，才能還原最真實的當事人意愿。

四、對法院附設訴前調解程序構建的諫言

（一）強化調審分離機制

首先，針對實踐中各地區法院于調解形式上主要采取委托調解或增設調解法官兩大舉措的情況。調解法官其專業知識與案件決斷雖皆較人民調解員所難以企及，但"當調解者對于具體糾紛的解決持有自己的利益時，往往可以看到他為了使當事者達成合意而施加種種壓力的情況"[11]。若法院于訴訟系屬前一味強調司法主導而過早地介入調解，不但缺乏法律根據，相反于此無形壓力之下，糾紛當事人非但不會由此獲得調解資源或雙方關系上的改善，反倒可能弄巧成拙而難以得到當事人的真心認可。因此，強化調審分離機制，首要便應逐步強化人民調解員的獨立地位，弱化法院在職法官的影響，做到"以人民調解為原則，法院介入為例外"。

第二，《非訟銜接意見》第19條雖逐一歷數了調解參與人員的保密義務、回避義務以及相關證據的排除規則，但其對例外情形規定之模棱兩可無疑將增大實務適用中被予以濫用的可能。在國家公權力如此貼近當事人所期待的正義底線的當下，法律所應著眼的更應在于如何更有效限制法院權力而非給予當事人"說的比做得好聽"的程序保障。例外規定本無可厚非，但唯有明確相關規定的適用并嚴格界定其范圍才能保證"例外"與"原則"各司其職，杜絕"例外"大過"原則"的荒謬情形發生。

第三，在審判人員直接或間接觸及案件相關調解過程或重要信息時，是否需要為保障裁判結果的公正性而予以回避？一旦當事人于調解程序中所作出的不利妥協在審判程序中被作為證據使用，當事人又可采取何等措施予以排除或救濟？缺乏制約的限制無疑只賦予了調審分離機制華麗的制度外觀，缺乏人員制裁與證據排除機制的輔助，再好的制度設置也終究難掩千里之堤毀于蟻穴之殤。是故，唯有以相應的回避、證據排除、司法審查等規則鑄造好最后的防線，完善違反調審分離原則的制約機制，才可構建出完整的調審分離機制。

（二）合理控制程序轉換

正如《非訟銜接規定》第18條所欲體現的為達到避免程序濫用、敦促各方當事人誠實參加與利用調解程序的效果，程序規范的首要目的通常皆著眼于以直接的程序制約來實現對當事人權益的保障。但不可否認，由于我國糾紛當事人所普遍表現出的非專業性與審判依賴性，直接制約雖能保障當事人選擇其所自認為可獲得最大程序利益實現之滿意結果的權利，卻無法有效保障與引導當事人作出最符合其實質利益的選擇。缺乏適當引導的盲目程序選擇，無疑在增加重新進入審判程序所需花費的糾紛解決成本的同時，亦間接增加了當事人的額外成本損失。

反觀西方，美國率先在加利福尼亞州試點設置了程序選擇的風險制約機制，要求"在達不成調解協議而重新啟動審判程序后，如若調解結果并未被法庭，則申請方必須承擔訴訟費用。"英國亦引入了"如若在恢復審判程序后沒有取得比調解所可獲得的利益更好的結果的，則原告應補償被告的所有訴訟成本以及附加利息。"等一系列程序轉換之規制措施，而其后西方諸國的效仿也皆取得了不錯的效果。[12]是故筆者建議，無論是基于當事人權利保障的合理設想，還是在學習借鑒發達國家法治經驗的基礎上逐漸實現與國際的銜接，我國對法院附設訴前調解程序的保障都不應僅局限于對直接制約機制的關注，而應將直接制約與間接保障相結合，在維護和保障善意當事人的正當合意和程序選擇權的同時，合理控制程序轉換，及時適當地引導當事人作出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權利選擇。

（三）重構調審對接機制

面對如何將調解不成情況下的訴訟銜接從"形式對接"引入"實質對接"，曾有學者建議借鑒我國臺灣地區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訴調銜接機制，采取"當訴前調解不成時，將法院委托調解行為視為法院受理當事人的行為，從而發生民訴法上立案受理的效力，出具委托函的時間視為法院的立案時間，而不必重新辦理立案手續"[13]的"準訴訟系屬"機制。但制度的借鑒并不僅以其本土適用之好壞為主要考量，其本質還應在于能否真正適應我國特殊國情而為我所用。我國所采用的"立案審查制度"并不同于僅依形式登記即可立案并產生訴訟系屬效果的"立案登記制度"，只有經過法院實質審查并符合受理條件的案件，才能予以立案受理而進入訴訟系屬。在訴前調解中，法院雖向當事人出具書面委托函，但其所扮演的僅為引導與統籌的角色，其程序的適用也不以符合實質立案條件為前提。由此并無法保證調解中的任意案件都得以滿足立案條件，若略去立案審查，則無疑將面臨法律適用上的不一致與法理上的矛盾沖突。況且若訴前調解可以自然取得追溯訴訟系屬的效果，其程序性質與法律效果又將如何解釋。

但同時，筆者雖不贊同直接借鑒，但其程序設置中所蘊含的簡化訴訟程序、節約司法資源以及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核心的程序銜接理念卻應為我國所借鑒。因此，筆者建議將以上程序銜接方式與我國的"立案審查制度"相結合，在保留實質立案審查程序不變的基礎上，吸收將調解不成的時間擬制提前之舉措。為了兼顧訴調的無縫對接和訴前調解與審前調解措施的相互獨立，可將其改良為"于調解不成后一定期間內再行，經由立案審查得以立案的，則訴訟系屬的時間可擬制追溯至調解不成之日"，以案件及時進入訴訟程序而不會產生顯著拖延。

（四）完善司法確認制度

就審查標準而言，在尊重糾紛當事人的合意自由，約束法院介入調解過程與結果的權利擴張，以維護訴前調解程序之非訴性質的目的上，程序審查更能體現其制度優越性及權益保障功能。但同時，單一的程序審查亦會滋生糾紛當事人合意權利無限擴張的不利可能，不僅有損司法權威，也易為惡意調解等不良行為埋下隱患。是故司法確認程序在以程序審查原則維護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的自愿性的同時，針對違反法律法規強制性規定、侵害國家與社會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合法權益等情況，都應保留其司法上的事后救濟途徑。"以程序審查為原則，以實質審查為輔助"，既強調法院司法審查的效力，又對其權力嚴格制約；既尊重糾紛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亦區分其善惡予以區別對待，才能充分發揮司法確認作用、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

而就司法確認方式而言，通過司法確認程序所作出的確認調解協議效力之決定，其初衷亦在僅為調解協議賦予法律上之強制執行力。而反觀實踐中所大范圍采用的先立案再作民事調解書之法，不僅實務中存在上文所質疑之混亂現狀，且基于《民訴法》中"因人民法院的法律文書（包括調解書）導致物權設立、變更、轉讓或者消滅的，自法律文書生效時發生效力。"的規定，法院調解書不僅有既判力，還能夠直接產生物權變動的效果，如此一來不僅與司法確認程序的初衷相背，也難掩非訴程序與訴訟程序界限之困惑。是故筆者建議應減少制作法院調解書的情況，強調并擴大申請發出支付令與作出確認調解協議效力之決定的司法確認方式，既兼顧非訴程序之事后監督與當事人權益保障，亦可凸顯司法確認程序的定位與良好初衷。

注釋：

①西方法諺"better a bad settlement than a successful lawsuit."

參考文獻：

[1]李陽,衛建萍.上海：加強訴調對接 深化便民舉措[N].人民法院報,2012-01-12.

[2]張志平,袁祥."訴調對接"演繹"和諧司法"[N].光明日報,2008-08-25.

[3]陳琦華,鮑蕾."調解優先"理念在法院的實踐[J].司法,2010,(5).

[4]傅郁林."訴前調解"與法院的角色[J].法律適用,2009,(4).

[5]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Z].法發[2009]45號.

[6]鮑蕾.法院附設訴前調解之定位辨析[N].人民法院報,2010-04-21.

[7]王亞新.訴調對接和對調解協議的司法審查[J].法學論壇,2010,(6).

[8]董揚.訴調對接：法院主導構建的調解機制[J].廈門大學法學評論,2009,(6).

[9]茹仙古力o肉孜.我國"訴調對接"機制的思考[J].人民論壇,2011,(11).

[10]范愉.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M].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482.

[11][日]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13.

[12]那述宇,吳延溢,韓裕慶.大調解[M].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274-299.